部侍郎萧炅将“伏腊”二字错读为“伏猎”，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，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。
在解释这件事前，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。
严挺之进士出身，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，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，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。
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，严挺之便上奏不应“损万人之力，营百戏之资”，从而受到嘉奖，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、敢于进谏之人。
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，他是真的敢，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，他都敢于发声斥责。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、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，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，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，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的非法要求。
了解了严挺之是个什么人，再来回看他对萧炅的不满，这应该归为党争吗？
官员识字、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识字，这不应该是为官的基本素质吗？如果这也算是文学与吏治之争，吏治体现在哪里？体现在户部侍郎只需要识数，不需要识字？
大唐至此立国已有一百多年，制度已经规范，人才储备丰富，对于中央要司的官员素质要求有所提升，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？
或者说，李林甫同样无学术，还不是安安稳稳做了这么多年宰相，文人又何必搞什么学历歧视！
前文已有论述，李林甫的家世让他从出生伊始便开始接触这些人事，甚至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常年耳濡目染下来，如果连基础的政务处理都还不合格，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智力不行！
开元天宝时期一大批财政和事务性人才陆续受到重用，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为具有标志性，以至于有开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。其后的财政型官员杨慎矜、韦坚、王鉷、杨国忠等，也都被认为是踵其迹而出。
恰好开元政坛又有以张说、张九龄为首的文人群体异常活跃，两类身份之人在政坛当中难免会产生利益的碰撞与权力的摩擦。但引起他们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深层和根本原因，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与吏治。
这些所谓的吏治人才当中，除了宇文融、裴耀卿他们的改革和所推动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触及到社会根本问题，对国力与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推动与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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