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约又过了半个月之后，开罗的情况已经明显趋于缓和。城区里，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病例出现了。
埃及这边，瘟疫出现得过于频繁，导致就算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贫穷市民，也能轻易看出这次的情况，和之前几次的区别。
而且，黑死病的杀伤力太强，被感染的人死亡率很高。有没有感染，会不会造成损失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因此，就算是之前质疑的人，如今也都没法再提了。
刚刚进入开罗的时候，城里的情况十分复杂。就像面对之前来来往往的征服者一样，埃及本地人确实没有多么强烈的反抗意愿，但同样也没有合作的动力。
官府的各种措施，面对的都是豪强、大商人的阳奉阴违，和民间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。可想而知，要改变这种情况，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，和巨大的资源投入。
而从历史看，也没几个人会进行这种尝试——大家征服这里，都是为了获取资源的。但经营这些，实在太麻烦了，费心费力不说，还得倒过来贴钱，那我打进来是图什么？所以，从当年的马其顿人到现在的马穆鲁克，也确实鲜少有人考虑过怎么把管理落实下去的问题，连个可以参考的前例都没有……
不过，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，不少本来很难推进的事情，却进展得很顺利，甚至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料。官府里天天有人称赞，说郭康料事如神，连这种把灾祸变成好事的机会都能抓住。但在郭康看来，这其实不难理解。
他一直给众人说，应对瘟疫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治民理政措施，而是一场战争，因为无论是对抗瘟疫需要的各种组织方式，还是期间社会的心态，都是类似于战争状态。
当然了，以如今欧洲的情况看，这个比喻也不太恰当：说对抗黑死病的行动，是一场战争，那有点太抬举战争了。
在十字教的经书里，有代表瘟疫的白骑士，和代表战争的红骑士。而就欧洲现在这个战争水平，红骑士是大概率不配和白骑士坐一桌的……
对抗黑死病的过程中，这种广泛的组织动员和全社会的军事化管理，对于东方人来说不算意外，以罗马人的理解，也算不上太超越时代的东西。但以这会儿，地中海周围各国的状态……还是算了吧。
所以，这次的各种举措，对当地人来说，都是一种“大开眼界”。见识和体验了这些之后，当地人自然就知道，应该怎么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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