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程又非常繁琐，需要不少细致的地方。如果有所疏漏，甚至可能会导致全面崩盘。但大家都出于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”的状态，哪怕郭康紧急对一批人员进行了培训和讲解，情况也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些。在很多时候，面对稍微超出手册的状况，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，依然还是去找郭康本人询问——因为除了他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搞不太清楚。而关系到瘟疫的问题，几乎每个细节都关乎人命。不管是出于解决问题的要求，还是官吏们对于承担责任的本能需要，大家都会觉得，还是找郭康自己最好。
因此，这次行动，郭康几乎是事无巨细，以一人之力，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而责任的高度集中，也带来了权力的高度集中。整个埃及控制区，几乎都是围绕他在打转。
在行动之前，大家对于权力的向上集中，已经有所预期了。因为对抗瘟疫，所需要的各种准备，看起来其实就跟战争差不多，都是非常考验组织水平、纪律性和调度效率的。
然而，包括脱欢本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罗马人的纪律性和埃及人的服从性，倒是很充足了，完全能满足郭康的要求——甚至让他觉得有点呆板和严格过度。组织方面，经过他的调整，也可以胜任。但在效率上，就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他自己一个个耳提面命了。
因此，权力最后确实向上集中了，但没有集中到行省衙门，而是完全集中到了郭康个人。郭康的精力实在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，随之膨胀的，也不是行省衙门的权力，而是郭康的助手们。
这些人并没有明确的官职，最初只是郭康临时组织起来帮忙的。因为实在顾不过来，所以他特意跳过官府的流程，找了一批对瘟疫理解能力更强、在执行时配合更好的年轻人。他们很多都是基层军官，甚至埃及的普通人，有些干脆就没有任何行政经验，但是人家就是在这方面学习更快。因此，他们的权力也随之水涨船高，甚至超越了官府和军团。
脱欢对此非常好奇，发现这个现象之后，还给其他人说，他们可能观察到了中原的上古时代，最初的中央政权，是如何超过既有的各个邦国，逐渐形成权威的过程。只不过当年是对抗洪水，而现在是对抗瘟疫。
至于目前这个情况，郭康在埃及，已经实质上“开府”了。不过，脱欢对此倒是不太在意，因为他很喜欢三国故事，一直觉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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