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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个修会的教士，各有各的神学理论和价值观取向，但对于各地的基层神职人员来说，履行公共职能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而这些人，才是教会真正的根基。
欧洲人日常遇到的各种问题，有很多也需要宗教来帮忙——天父天兄虽然不管这么细，但教会确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各处，可以给民间提供各种服务的。所以，宗教反而要比较“踏实”，教会也会反对那些过于离谱、会影响和破坏社会运行的民间信仰，将其斥为“迷信”，要求教士们教化信众，与这些落后的迷信行为作斗争。
作为最强势的教宗之一，英诺森三世就曾经下达命令，要求教士们必须接受逻辑学教育。这样，能把教义给人讲清楚，不至于前言不搭后语，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不过，到了郭康那个时候，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，已经能够帮忙做很多事情，取代宗教的不少职能了。因此，剩余的宗教这部分，就失去了脚踏实地做事的需求，开始完全放飞自我，反而比中世纪还“迷信”。
在郭康看来，这种工业社会保护下，出现的各种“神人”，可以算是一种宗教巨婴了。他们的表现，当然也就极为离谱，“上限”非常之高，放在此时的欧洲，都足够让教会吓一跳。
把他听说的这些，拿来和教会里的人交流，都能让其他人颇为惊奇，觉得他这边的“神人”和这些人做出的设定，也够神奇的，足够用来交换段子了……
至于宗教影响力的变化，在他看来，这主要还不是科学本身的功劳，而是教育的功劳：社会已经形成了更加完善、更加细分的人员培训体系，不再和中世纪欧洲一样，因为知识分子数量太少，导致各种事情都得教士们去做；也不再和古代一样，甚至需要通过把教育内容乃至工程规范都写入教义，才能维持知识传播了。
这听起来比较奇怪，但其实看看对比就知道了：世界上有不少地方，哪怕进入所谓“科学的时代”，也依然非常依赖宗教。甚至可以说，某些强大的科技大国，从上到下，反而都是个宗教味儿十足的国家——而且还是那种不太正经的宗教，让中世纪的教士知道了，都得大呼“异端”、“迷信”那种……
这种现象，一方面，是因为在一神教体系里，科学只是个解释世界的工具，和宗教未必有那么矛盾，甚至会出现把科学本身作为宗教信条的思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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