争中指挥不畅，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。
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，形成精兵政策，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，就要四处调兵，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，互相掣肘，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。
那么河南的军队，就真是散兵游勇。
卢象升这封奏疏，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，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，得统一调派，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。
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，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。
崇祯八年的河南，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，中间不仅隔着六年，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，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，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，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，被左良玉、邓玘、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，揍回山西。
正赶上黄河封冻，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，再进陕西，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。
在这过程中，河南诸县被兵，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，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。
士绅修堡自守、土寇设寨聚众，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，互相攻杀，形势反而更乱。
河南的特殊环境，旱灾、蝗灾、兵灾并举，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。
陕西的问题很简单，没有饭吃，跟首领走，找富户抢，被官军打。
河南就比较难搞了，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，因为河南有饭吃。
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。
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、农业产粮较多，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，更何况……从天启年至今，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。
这跟山西、陕西比起来，甚至算风调雨顺。
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、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，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。
当然，遍地堡寨互相攻杀，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。
让他颓丧的真正缘故，是今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小事儿：山西解州的老鼠发了疯，咬着尾巴连成串，一路向南渡过黄河，冲进了河南的灵宝县。
瘟疫，也跟着它们，进了潼关。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