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赤着脚站在麦田埂上，脚底还沾着昨夜雨后微凉的泥。风从西边来，带着青穗初扬的涩香，也裹着远处河湾柳枝摇曳的轻响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——脚背晒成浅褐色，脚踝纤细，脚趾微微蜷着，嵌进湿润松软的土里。这双脚，曾踩过春耕翻起的黝黑泥浪，踏过夏夜纳凉时滚烫的晒场，陷进秋收后稻茬割得生疼的田垄，也冻僵在冬雪覆盖的村口石阶上。它们记得所有路，却从不说话。
而我的记忆，就长在这片土地里，像一株根系盘错的老槐，深扎、静默、不动声色。
我叫林晚，生在青禾村，长在青禾村，二十八岁那年，又回到青禾村。
不是归来，是退守。
三年前，我在省城一家设计院做景观设计师，画图、改稿、赶标书，把江南水乡的曲桥亭台缩进A3图纸里，再用冷灰调的PS滤镜压住所有温度。我租住在城东老工业区改造的LOFT公寓，阳台种着三盆枯瘦的薄荷，玻璃窗常年蒙着一层洗不净的灰。那时我以为，离开就是成长，疏离就是清醒，连故乡的名字念出来，都像在舌尖上搁了一粒未化的盐——咸，但不痛。
直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打来那个凌晨。
电话是村医老周打的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晚晚啊，你爸……喘不上气了。人还醒着，一直喊你小名，‘阿秧’，阿秧……”
我怔在原地，手里的马克杯滑落，“啪”一声碎在瓷砖地上，咖啡溅上脚背，烫，但我没动。
阿秧。
这名字已有十五年没人叫过了。
十五年前，我十六岁，中考放榜那天，我攥着全县第三的录取通知书跑过晒场，一路喊着“爸！我考上了！县一中！”——可刚拐进院门，就看见他蹲在堂屋门槛上，正用一块粗布反复擦一把锈迹斑斑的锄头。他没抬头，只说：“嗯。去吧。”
我没听见“好”，也没听见“高兴”，只听见锄刃刮过粗布的“沙沙”声，像一条蛇在干燥的土里缓缓游过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背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包，坐上村口那辆颠簸的中巴。车开动时，我回头望，他站在老槐树下，手里还拎着那把锄头，影子被朝阳拉得又细又长，钉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我没挥手，他也没抬手。车拐过山坳，我咬住下唇，尝到一丝铁锈味——不是血，是那年夏天空气里浮动的、铁皮屋顶被晒透后蒸腾出的干涩气息。
后来我很少回去。大学四年，寒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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