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一年的梅雨季比往年拖得更久。湘北资江边的渡水圩，青石板路缝里的霉绿都浸出了腥气，我背着铺盖卷站在圩口时，鞋尖已经沾了三寸深的泥。我是省民政厅派来的土地丈量员，上头要清丈沿江的私围圩田，换发新的地契，旁人都嫌这地方偏，雨季路烂，我主动接了差——我爹临终前攥着半张发黄的田契，说他十二岁从洪水里爬出来，是渡水圩的陈老渡手给了他半升米，后来他在长沙做了裁缝，总说要回来寻恩人，看看陈家那片临江的柳林田。
圩长李阿公叼着烟袋来接我，皱纹里都藏着戒备，直到我掏出盖着大印的公文，他才叹了口气：“周先生，不是我们不配合，这圩里的田，动不得啊。”我以为是担心清丈之后加税，笑着安抚他，说这次是重新确权，既往的旧纠葛都可以摆上台说清楚，绝不会让老实人吃亏。
他把我安排在圩尾的老祠堂住，那祠堂临着江，后墙根都长了滑溜溜的青苔，二楼的厢房堆着些旧族谱和牌位，打扫出来倒也干爽。我放好行李，刚要出门找里正们抄旧田亩底册，就看见门槛外站着个穿蓝布斜襟衫的婆婆，发髻全白了，手里攥着个竹篮，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铜制丈量尺。
“姑娘，”她声音飘得像雨里的芦苇，“你拿这尺子量哪块地都成，就江湾那片三亩的柳林田，别碰。”
我还没答话，李阿公就急着上来拉她，喊着“六婶子你又胡说什么”，把人搀走了。我回头看那片柳林，雨雾里柳树垂着条，江风卷着浪拍过去，岸边的草甸子晃了晃，像有人在底下躺着。
头三天我走家串户，圩里人的态度都怪得很，聊起别家的田亩都爽利，一说到江湾的柳林田，所有人都闭了嘴。有人半夜敲我的窗户，塞进来一包熏肉，说求我千万别标那片田的新契，我追出去，雨地里只剩一串湿脚印。我翻遍了祠堂里的旧田册，民国二十年的底册里，柳林田的户主写的是陈桂生，后面的页却被人撕了，再往后的记录里，那片田干脆变成了“无主公地”。
陈桂生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爹说的那个陈老渡手，大名不就是陈桂生？
那天傍晚雨停了半天，我揣着我爹留的那半张田契，决定去江湾柳林看看。草甸子软乎乎的，踩上去能漫出泥水里的腥气，柳树底下长着种我从没见过的小蓝花，花瓣薄得像浸过盐水，风一吹就落，沾在我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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