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赵砚家后山的土坡。他父亲早年采石致残，母亲患尿毒症多年，全家靠低保和赵砚周末去镇上废品站分拣维生。塌方当晚，赵砚冒雨独自挖了六小时，想抢出家里仅存的几袋稻种和母亲透析用的保温箱。凌晨两点，他昏倒在泥浆里，被巡夜村干部发现时，手指甲缝嵌满黑泥，右手小指以诡异角度弯折着。
消息传到学校是次日清晨。陈敏红着眼眶把林砚之拉到楼梯转角：“赵砚退学了。他爸说，‘读书？光活着就耗尽力气了。’”
林砚之没说话。他回到德育实践室，打开电脑，调出赵砚入学档案：成绩稳定，无违纪，家庭情况栏写着“监护人健康状况：差；经济来源：极不稳定；心理评估：未完成”。他点开去年全校心理普测数据，搜索“赵砚”，跳出一行灰色备注：“筛查未响应，拒答所有情绪量表题目。”
他关掉屏幕，拉开抽屉，取出那本被翻得卷边的《青梧镇志》。1987年条目下有一段小字：“是年夏，暴雨成灾，镇中学师生自发组成‘萤火队’，肩挑手提，三日打通断路，护送三十一名学生复课。带队教师：吴振国。”
林砚之合上书，拨通了吴伯的电话。
两小时后，德育实践室门口聚起十二个人：林砚之、陈敏、校医老杨、食堂王师傅、保安队长老郑，还有八名七（3）班学生——苏晚、周屿、李想、张薇……他们谁也没问为什么来，只是默默站在檐下，看林砚之从仓库拖出三副旧担架、六根竹杠、十几条麻绳，又指挥王师傅卸下食堂备用的二十个保温桶。
“不是去救人。”林砚之声音很轻，却字字落进雨声里，“是去送光。”
他们徒步七公里，绕过塌方点，沿一条荒废三十年的古茶马道上山。林砚之走在最前，肩上扛着药箱；苏晚背着装满速食粥和葡萄糖口服液的双肩包；周屿沉默地数着脚下石阶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直到数到三百二十七，他忽然开口：“吴伯当年走这条路，挑了多少担？”
“七十三担。”林砚之没回头，“每担六十斤，来回十四趟。”
没人再说话。只有雨声、喘息声、竹杠压进肩肉的闷响。当他们终于抵达赵砚家那间被泥浆半淹的瓦房时，天已微明。赵砚蜷在灶台边打盹，左手吊着绷带，右手还攥着半截断锄。他睁开眼，看见门口站着的不是村干部，不是社工，是他的同学，他的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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