庭质证。”
我站起身。
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发出空洞回响。
走向证人席的七步，我想起很多事：
想起陈砚教我辨认监控录像里不同型号摄像头的畸变特征；
想起他在我因证据不足被迫作出存疑不起诉时，默默煮一碗加溏心蛋的阳春面；
想起他生日那晚，我醉酒后哭着说“当检察官好累”，他把我抱进怀里，下巴抵着我发顶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：“那就别当了。我养你。”
——原来所有温柔，都是精密校准过的诱饵。
我站定，面对审判席，也面对旁听席最角落那个一直低着头的男人。
他穿着不起眼的灰色夹克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但我认得那截露出的、骨节分明的手腕，和小指上那道浅褐色的旧疤——去年冬天，他为我挡开失控的电动车，玻璃碴划破皮肤时，我正攥着他衣袖，哭得不能自已。
那是陈砚。
他来了。以证人身份。
法庭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微响。
公诉人周检翻开一页纸，灯光下，纸页边缘泛着新鲜裁切的毛边。
“林晚，”她问，“你是否知晓，陈砚先生手中，掌握着足以证明周砚清副检察长涉嫌犯罪的直接证据？”
我摇头。
“那你是否知晓，陈砚先生为何选择在此时举报？”
我沉默两秒，目光掠过陈砚低垂的帽檐，停在他搁在膝上的左手——那只手，正无意识摩挲着裤缝，像在擦拭什么并不存在的污渍。
“因为他知道，”我开口，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稳，“周检手里，有他真正害怕的东西。”
旁听席传来压抑的抽气声。
周检没打断我。她只是将那枚戒指推至桌沿，让它悬在虚空里，微微晃动。
“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舌尖尝到一丝铁锈味——不知是咬破了口腔内壁，还是这空气本身就在渗血。
“是一份2015年的死亡医学证明。”
全场骤然死寂。
“死者姓名：陈砚。”
我听见陈砚那边传来一声极轻的、类似骨骼错位的闷响。
“死亡时间：2015年10月27日，下午4时18分。地点：市第三人民医院ICU。直接死因：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多器官衰竭。肇事司机逃逸，至今未归案。”
我转向陈砚，第一次，在法庭之上，直视他藏在阴影里的双眼。
“你不是陈砚。”我说，“你是陈砚的孪生弟弟，陈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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