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，他正把一杯冰美式推到我面前，杯壁凝着细密水珠，像他此刻的眼神——清透、微凉，却暗藏不易察觉的潮气。
“苏晚律师，”他声音不高，尾音略沉，“你代理陈默案，对吗？”
我抬眼。窗外七月的光斜切进律所会客室，落在他左耳垂那颗小痣上。他穿着剪裁极简的灰衬衫，袖口挽至小臂，腕骨分明，指节修长。若单看这张脸，你会以为他是某所大学刚留校的青年讲师，或是美术馆里负责导览的策展助理。没人能想到，他三个月前亲手将一支装满氰化物粉末的钢笔，插进了本市最大地产集团副总周秉文的颈动脉。
而我，是那个在法庭上为他申请“污点证人”身份、并最终促成检方暂缓起诉的人。
这案子从头到尾，都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错位演出。
——陈默不是主犯，却是唯一活下来的知情人；
——林砚不是被害人，却是最接近真相的刽子手；
——而我，苏晚，执业七年零三个月，从未接过刑事案件，更从未为“杀人者”辩护。可那天凌晨两点，我接起那个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，听见一个沙哑却异常清晰的男声说：“苏律师，我想自首。但我要先确保一个人活着走出看守所。”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，把法律条文读得比情书还慢。
陈默被捕那天，暴雨如注。
我是在市局刑侦支队门口接到消息的。手机震了七次，是事务所主任老周发来的语音，语速快得像子弹上膛：“晚晚！陈默涉黑案爆了！涉毒、洗钱、三起命案间接关联！你之前给他做的那几份股权代持协议……全被反贪那边盯上了！他们说你是‘关键辅助人’！”
我没回话，只把伞柄攥得指节发白。
雨太大，水雾糊住整扇车窗。我盯着后视镜里自己模糊的倒影——黑眼圈浓重，发尾微卷，衬衫领口第三颗扣子松了，露出一截锁骨。二十九岁，未婚，独居，养一只叫“卷宗”的英短猫，微信签名写着“证据链闭环之前，不谈因果”。
可陈默不是我的当事人。他是我大学同窗，是我毕业旅行时在敦煌沙漠迷路、靠他半壶水撑过一夜的人；是他母亲病危时，我陪他在ICU外坐了三十七个小时、他忽然攥住我手腕说“苏晚，如果我哪天做了错事，你别信新闻，来找我问一句”的人。
我当然没信新闻。
新闻说陈默是“周氏集团白手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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