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对此核定数额极为认可，当即责令朝廷自此以后，“不可超授官爵”，并坦言：“吾以此待天下贤才，足矣。”
将中央官僚体系的官员规模，严格限定在六七百人之内，彻底改变了隋末以来中央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、权责不清、推诿扯皮的乱象。精简后的中央官员，权责更加明确、履职更加专一，人人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能，彻底杜绝了冗官滥职带来的行政内耗，极大地提升了中央朝廷的政令传达效率、决策执行效率与整体政务运转速度，同时大幅缩减了中央财政的俸禄开支，让有限的国力更多投入到民生恢复、农业发展与国家建设之中。
在大刀阔斧精简中央官僚机构的同时，李世民针对地方行政层级繁琐、州县滥设、“民少吏多”的积弊，对地方行政体系进行根本性重构，将东汉末年以来长期沿用的州、郡、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，废除郡一级建制，简化为州、县二级行政制度，从根本上精简了地方行政机构与官吏队伍。
地方行政冗滥的问题，由来已久：东汉末年，全国仅有郡国105个，行政层级精简、治理高效；自魏晋南北朝之后，天下分裂、战乱频发，各地割据势力为笼络人心、安置部属，肆意增设郡级行政单位，导致郡的数量日益激增。到南北朝末年，北周一统北方后，境内郡级单位多达508个，南方陈朝管辖范围内，也设有109个郡，南北合计郡数高达617个，地方行政层级愈发臃肿。
《资治通鉴》对此有着明确记载：“隋末丧乱，豪杰并起，拥众据地，自相雄长；唐兴，相帅来归，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，由是州县之数，倍于开皇、大业之间。”隋末天下大乱，各地豪强群雄割据，拥兵自重；李唐王朝建立之初，为安抚归降的割据势力，唐高祖李渊不得不大量增设州县，封赏归降部属，导致唐初州县数量远超隋代开皇、大业年间，形成了“民少吏多”的畸形局面——百姓户数锐减，而地方官吏成倍增多，行政开支剧增，民众赋税压力陡增，地方政务更是效率低下、乱象丛生。
针对这一沉疴积弊，李世民果断采取“大加并省”的强硬措施，全面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，彻底裁撤冗余的郡级官吏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州、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。经过全面精简整合，到贞观十四年（640年），全国地方行政建制最终稳定为州府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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