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当时不懂，只觉得委屈，觉得母亲是不是真的不在乎父亲。
多年以后，他渐渐明白了。母亲的眼泪，从不在人前流。她的脊梁，从不在风雨前弯。
“你爹这辈子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不会讲大道理。”母亲的声音依旧平稳，像在讲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，“他就认一条：做人要凭良心。对得起脚下的这条河。”
她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张诚脸上，像在确认他是否在听。
“你记得他临走前，跟你说过什么吗？”
张诚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止住了。他当然记得。那一年他十六岁，正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，因为父亲不肯帮他去跟老师说情免掉一次处分，他赌气一个月没跟父亲说话。父亲出事那天，还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，在厨房里给他下面条，卧了两个荷包蛋。他端着碗坐在桌边，父亲在他对面，突然说了一句：
“诚子，做人这一辈子，有些时候会很难，难得你以为过不去了。但再难，也别把脊梁骨丢了。脊梁骨要是弯了，人就再也直不起来了。”
他当时没回话，低着头把面条吃完，碗一推，出门上学去了。
那是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“我……记得。”张诚的声音沙哑，像锈蚀多年的铁门被艰难推开。
母亲点了点头，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，但眼底那层坚硬的、撑了太久太久的冰壳，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纹。她没有让它蔓延。
“记得就好。”母亲说，“现在你遇到的，就是那种难。但不是你一个人难。这世上有太多好人被冤枉、被欺负，你爹当年去河边，就是为了让自己清清白白。他这一去，把命丢了，可他没后悔过。”
她深深地看着他。
“你也要做到，不后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