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，三天。”他说，“三天后，咱们南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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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饭过后，沈砚之召集了所有军官，在关城的议事厅里开会。
议事厅是以前山海关守将的官署，三进的院子，青砖灰瓦，虽然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气派。正厅里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“雄镇辽西”四个大字，是前朝某位大学士的手笔。
沈砚之坐在主位上，程振邦坐在他右手边，左手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，名叫孙伯安，是山海关城里有名的乡绅，也是沈砚之父亲的老友。下面两排椅子上，坐着二十多个军官，有的是沈砚之的老部下，有的是新投奔来的义士。
“诸位，”沈砚之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一件大事要商议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“我决定，三天后，率部南下。”
议事厅里一片寂静。
没有人说话，但沈砚之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各种情绪——惊讶、疑惑、不甘、释然。有些人早就预料到这个决定，有些人还在消化这个消息。
“沈帅，”一个年轻的军官站了起来，二十出头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，“咱们刚打了胜仗，关城也拿下来了，怎么就要走了？这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，守住了，咱们就有了根基。往北可以出关收复东北，往南可以进军直捣京城。多好的机会啊！”
说话的人叫赵铁柱，是沈砚之父亲的老部下赵大山的儿子，从小在山海关长大，对这片土地感情很深。
“铁柱，坐下。”沈砚之压了压手，“你说得有道理，山海关确实是个好地方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咱们有多少人？三千。清军有多少人？关外至少有两万八旗兵，关内京畿一带还有三万绿营和巡防营。五万人打三千人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守？”
赵铁柱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“守城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就够的。”沈砚之继续说，“山海关的城墙确实坚固，但再坚固的城墙也需要人来守。三千人，分散在十几里的防线上，清军随便找个地方突破，咱们就完了。粮道一断，不出一个月，不用清军打，咱们自己就饿死了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。”沈砚之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也不甘心。但打仗不是赌气，不能因为不甘心就把弟兄们的命搭进去。南下的决定，是我和振邦反复商量过的，不是一时冲动。”
赵铁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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