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天朔坐在对面。一动不动。
"日本兵还给他们发了手榴弹。一家一颗。说拉了弦全家一起走。死得痛快。"
"我老婆没有拉手榴弹。她不信日本人说的话。她在福州住过。她知道外国人不是日本人说的那种妖怪。她想带着孩子活下来。"
"但日本兵不让。不跳的人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往悬崖边走。我老婆抱着小的，拉着大的。大的一直在哭。小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还在吃手指头。"
龙鱼的嘴唇动了一下。嘴角朝两边扯了一下。不是笑。是一种比哭更难看的表情。
"后来的事是一个活下来的邻居告诉我的。她说我老婆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。不知道在找谁。也许在找我。但我不在那里。我在真志喜村修船。"
他的声音到这里变成了一种非常平的、非常轻的东西。像是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。但方天朔知道，当一个人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，那不是平静。那是所有的情绪都被压到了一个极深的地方。深到连声音都传不上来。
"她跳了。抱着两个孩子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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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间里安静了很久。
方天朔看着龙鱼。
龙鱼的脸上没有眼泪。六年了。该流的早就流干了。
"美国人和日本人。"龙鱼说，"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"
"日本人占了琉球几十年。把我们当二等人。我们说琉球话要挨打。我们的祭祀被禁止。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逼着说日语。到了最后。连死都要替他们死。替天皇玉碎。我们琉球人什么时候是日本人了？"
"美国人来了。说是解放我们。但他们在我们的地上修了几十个军事基地。占了琉球最好的土地。我们的农民被赶到了山上。种甘蔗。给美国兵种甘蔗。美国兵喝醉了打我们的人。美国兵的军车压死了我们的小孩。没有人赔偿。没有人道歉。"
他看着方天朔。
"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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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我在暗中发展地下组织。"龙鱼的声音压低了。"琉球的年轻人。渔民。甘蔗工人。修船厂的工人。码头的搬运工。被美军赶走了土地的农民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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