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道策论题目下来了：“农为天下之本，何以劝农？”
这题他也不陌生。
之前写农具改良策论的时候，他写过曲辕犁、写过筒车，那些已经在朝堂上引起了轰动。
要是再写一次，又是自报家门。
他决定不走农具改良那条路了，换了一个方向：“农闲经济”。
他曾经研究过一个课题，那就是古代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，知道种地的农民在春耕秋收之间有大段的空闲时间。
每年的农忙季节加起来其实不到三个月，剩下九个月里，有的农户出门打短工，有的在家编草鞋、编筐子卖，有的到镇上帮工。
但这些零碎的收入不够稳定，也形不成规模。
如果能把这些零散的时间整合起来，让农户在农闲时也有固定的进项，那就不光劝农了，连富民都一并办了。
他写道：“劝农不在春耕一日，而在三时九季。”
劝农不是春耕那一天的事，而是贯穿整年的事。
他提出了三条路：第一，由官府出面，在各县设立“工坊”，农闲时把农户组织起来，编席、编筐、打绳子、做草鞋，县里统一收、统一卖，挣的钱一部分给农户、一部分留作工坊运转。
第二，由本地经验丰富的老农定期到各村讲解新农法、新农具的使用方法，官府出一点酬劳，让老农愿意讲、农户愿意学。
第三，推广间作套种，在同一块地里按季节轮换种不同作物，让地不闲着、人不闲着、钱也不闲着。
这三条路子，每一条都有他后世看到的实例影子。
工坊的思路类似古代的官办作坊的改良版，老农讲课类似于后世的农技推广体系，间作套种则是古代农业技术书里早就有记载的东西，只不过没人把它跟劝农挂上钩。
他把这三条揉在一起，写成了“以农闲补农忙、以手艺补田地”的完整方案。
写完之后他搁下笔，把三道策论的卷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第一道讲的是官员怎么真正了解民情，第二道讲的是工程背后的人和管理，第三道讲的是农民除了种地还能干什么。
三道题三个方向，但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。
他在想系统怎么运转而非个体怎么做，在想制度怎么优化而非个人怎么表现。
站的角度不一样，自然也就容易脱颖而出。
这种思维方式来自他学过的历史学方法论，来自他读过的经济学、管理学的知识，来自后世研究者的集体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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