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，但没有在模型中标注。他需要更多证据。
接下来两天，叶轩以完善复核报告为由，向赵建平申请调阅了瑞丰物流子公司更详细的人事档案、考勤记录和近一年的工资发放流水（以验证安置成本测算的准确性为由）。赵建平批准了，但限定他只能在公司内网特定终端查看，不得下载。
叶轩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在法务部的一台保密电脑上筛查这些资料。他发现，那十五名“多出来”的员工，入职时间集中在最近三个月，入职手续齐全，但推荐人都是同一个——物流子公司的一位副总。他们的考勤记录看似正常，但仔细对比门禁刷卡记录（他借口需要评估安保成本，拿到了部分门禁数据），发现这十五人中，至少有十人，在过去三个月的上班时间内，有大量日期没有对应的进门记录。而他们的工资，都是通过同一家小型劳务公司代发，而非瑞丰主体发放。
疑点越来越多。
更让叶轩心惊的是，当他试图追溯这家劳务公司的背景时，发现这家公司注册不到一年，法人代表是一个完全无关的退休老人，而实际控制人信息不明。这家劳务公司还与瑞丰旗下另外两家子公司有业务往来，同样涉及“临时性用工”。
这似乎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。
叶轩想起苏晴提到的“关联交易”。他试图查找这家劳务公司与瑞丰高管或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，但公开渠道信息有限，更深层的股权穿透需要更高级别的权限或者外部调查。
他默默将所有的疑点、矛盾的数据、缺失的关联记录在脑子里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痕迹。他知道，自己可能摸到了某个关键问题的边缘。但仅凭目前这些，还无法形成确凿的证据链，更无法判断这是个别管理层的舞弊，还是更高层面的系统性问题。
周五下午，他将完善后的复核报告提交给赵建平，其中提到了物流子公司安置成本测算中部分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实（他用了比较委婉的表述），但并未点出那十五人的具体问题。
赵建平看了报告，眉头微皱：“这部分数据是瑞丰人力资源部直接提供的，我们也抽样核对过。你觉得哪里有问题？”
“主要是平均工资的变动趋势和人员结构变化，与之前的报告有些细微出入。可能是统计口径问题，但为了谨慎起见，建议在最终谈判前，与瑞丰方再次确认这份名单的准确性，特别是近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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