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医院病房里偷偷说出真话。
有人只是在合适的时候，递来几张名片，然后退回安全距离。
下午，小赵重新开始打电话。
这一次，他没有一上来就说“作证”。
他先说可以帮家属调病历，可以对接公益律师，可以让专业人员解释病历里哪些地方不合理。电话那头的语气，明显没有上午那么紧。
顾瑶是第一个回拨的。
她说自己想了一中午，还是决定来一趟。
“我不一定能帮上忙。”她声音很低，“但我爸那份病历，我想找人看懂。”
小赵说：“可以。我帮您约公益律师，您先带材料过来，不急着签任何东西。”
第二个愿意来的，是周桂英的儿子周明。
他请了两天假，买了晚上的高铁票。他说自己母亲那晚到底是不是被耽误，他想亲自问清楚。哪怕最后证明医院没错，他也想知道真相。
第三户，是刘世宽的妻子。
老人太太不会打字，是侄子代发语音。语音里，她声音很慢，带着浓重的方言。
“我老头子走的时候，我都没看见他最后一眼。他们说抢救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抢救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问，我就说。我记性不好，但我还记得那天他们让我交钱。”
小赵听完这段语音，喉咙堵了很久。
他把三户愿意配合的家属单独标红。
然后继续联系下一户。
一直到晚上九点，名单终于有了第一批变化。
愿意来做正式笔录的，五户。
愿意先提供病历和账单给公益律师看的，八户。
暂时观望的，十一户。
明确拒绝的，六户。
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结果。
可对小赵来说，已经够了。
死亡病例复核最难的，不是把表格打开，而是让那些沉默的家属重新开口。只要有人愿意说，病历里那些被改过的时间、被补上的抢救、被写成“家属理解”的句子，就会一点点遇到现实里的反证。
晚上，刘建国走进办公室时，小赵还在整理联系记录。
桌上放着一堆便签，电脑旁边贴着家属到访时间。小赵的声音已经哑了，面前的水杯空了两次，润喉糖纸堆在键盘旁边。
刘建国看了一眼名单。
“有几户？”
“五户愿意正式作证，八户愿意先交材料。”
“不错。”
小赵揉了揉眼睛：“还是太少。”
刘建国拉了把椅子坐下：“不少了。你以为让人重新讲亲人怎么死的，是发个通知就能办成的事？”
小赵没说话。
刘建国拿起一张便签，上面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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