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恰到好处地模糊了她的个人特征。
等了四分钟，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从走廊尽头走出来，跟她握了握手，说：“这边请。”
她跟着他走进会议室，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，没有推过去。她坐下来，把椅子往前挪了不到一寸，然后开始说话。
她讲了三十五分钟。
旧公司、新投资人、重启生产线、军工合同。每讲一页，她会停顿两秒，抬眼看对方一下，然后再继续。
那个男人在她面前打开那本伪造的财务报表，翻了几页，又合上，看了一眼封面上的公司名和编号。
他说：“这个编号不在系统里了。”
凯瑟琳看着他，视线没有移开：“因为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不在系统里。它在系统外面——这是它唯一能活下来的方式。”
男人看着她：“你怎么证明它还在运营？”
“我不需要证明，”凯瑟琳说，语气很平，“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打个电话给你的律师，让他查一下这个合同编号。如果查不到，说明确实已经关停了。但查到了呢？你打算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先站在桌子的哪一侧？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。沉默。他把话筒放下，拿起钢笔，在支票上签了字。
凯瑟琳走出写字楼的时候，腿是软的。
她穿过旋转门，走了两条街，停在一辆灰色的旧车旁边，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，关上门，靠在座椅上，过了好几秒才开口：“他签了。”
林恩坐在驾驶座上，递过来一罐啤酒，常温的，大概是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
两人碰了一下罐身，谁也没说话，各自喝了一大口。凯瑟琳觉得那口啤酒是她这辈子喝过的最痛快的东西。
但这远远不够。
毕竟第一次只是个小数目，为了实践，也为了即便对方三个月后发现，也可能因为数目不多放弃追查——追查会让他们花的更多。
第二场骗局在一个月后。这次的目标是一家小型对冲基金。她们换了身份，换了说话的语气。
凯瑟琳这一次换了一件浅灰色套装，外面套着一件深蓝色大衣，头发换了一种盘法，显得更利落。
林恩为她安排了一个完整的新背景：墨西哥一个没落金融家族的继承人，家族银行在上一轮政治动荡中清算，本人拥有全额资产管理权限，懂量化交易，只缺一个能在美国落地的平台。
凯瑟琳坐在写字楼会议室的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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