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石见的银；十五，一班“金船”，佐渡的金；月底，一班“杂船”——别子、足尾的铜锭压舱，上头码着硫磺、船材、粮米。
港口的司官，给这三班船，编了句顺口溜，先是在码头上传，后来，连长安的报纸都登了：
“初一银，十五金，月底铜锭压舱心。”
登州，变了。
这座十年前还是渔港的城，如今，是天下第一港。码头的泊位，扩了又扩，还是不够用；装卸的力夫，从三千，涨到了三万，还是缺人。
缺人，就涨工钱。码头力夫的日钱，这三年翻了三倍；装银箱的“红腰带”队（银箱装卸，专队专责，腰束红带），日钱抵得上内地一个小地主的家底。
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登州。
山东的流民，来了；河北的破产农户，来了；连江淮的船工，都举家北迁。登州的城墙，两年扩了三圈；城外的新坊，一坊一坊地起，起坊的木料，用的就是，倭国运来的船材。
涌来的人里，有个青州的汉子，姓罗，家里遭了河患，地没了，领着老婆孩子，一路讨饭，到了登州。在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包，他给老家捎回去的，不是钱，是一张图纸。
那是登州新坊的宅图：三间砖房，带一个小院。他捎回家的话，也在坊间传开了：“再扛一年，房就起来了。”
“这儿的钱，是东边海里淌出来的。扛不完。”
第二年，罗家的三间砖房，真的在登州的新坊里立起来了。上梁那天，街坊四邻来贺，罗汉子站在房梁底下说了一句话，被《大唐日报》的访员记了下来，做了登州专题的标题：
“俺这辈子，最感谢两个人。”
“一个是俺讨饭时，舍过俺一碗粥的好心人。”
“另一个，是当年拍板打倭国的那位安国公。”
坊间的说书人，把登州的故事编成了新的段子，在天下各州的茶肆里讲：
“话说大唐东边，有座登州城。那城里，银子当铜钱使，铜钱当瓦片使；码头上的力夫，挑一个月的担，回乡，就能起一座砖房，娶一房媳妇……”
底下的听客，笑骂：“吹吧你就！”
说书人把醒木一拍：“吹？《大唐日报》上登的——登州港，去岁上税，天下第一！”
“那港里进的每一船银，都是从东边那座岛上淌出来的！”
而登州的变化，只是这一条“银流”的起点。
银船进港，银锭过秤，专列装车，三日，抵长安。铸银监的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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