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我虽说是一名排长，但还兼着重是文书一职，随身带有公文和印信。也就同一个有病的炊事员一道，随大队人员向重庆撤退。
这时，我们这一队人马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，既没有武装保护，也早已是弹尽粮绝。从彭水到綦江不知几百里途中，老百姓也已逃亡。我们不但找不到粮食，就是锅碗瓢盆也没有。幸好在沿途的山坡上，老百姓种的土豆正好成熟，为了活命，我们就挖出土豆，用瓦罐煮熟充饥。
不知这样奔走了几天，我们后勤这一帮人，狼狈不堪地跑到了重庆的綦江。此时，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。
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长官陈克非中将已宣告向解放军投诚，让我们这些人也立即放下武器，投诚于解放军。这时我们才得知，陈克非将军已经由第二军军长提任为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，并于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了。
我们当即由某个军官出面向解放军交涉，并宣布投诚。我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放下了，因为事前在亡命的路途中，我的枪支及公文早就扔掉了。解放军用汽车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了重庆（此时重庆已解放），后又被送到了四川的壁山县“解放大队”学习。
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不受虐待，吃饭也不限量。解放军部队首长还定期给我们做形势报告，通过学习讨论，让我们认清形势，改造思想。我还当上了学习组长，负责记录讨论笔记，并向上汇报学习改造情况。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后，根据解放军的政策及我个人的表现，如果我愿意留下，可参加人民解放军。如果我想回家也不勉强，就发放路费，遣返回乡。我因思乡心切，决定回到老家去。
1950年3月，我踏上了回乡的路。坐船到宜昌后，我就下船步行了1000余里。每到一地，都是感慨万千。到家后，解放军发给我的路费还剩下两块银元，我就交给了母亲。
回到家时，我穿件旧军大衣，背一条烂被子，一卷破毯子。头发很长，浑身脏污。一家人看到我，都感到十分突然，悲喜交加，抱头哭成一团。
我自出山阳到回家这一年时间里，往返于K省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地，步行在万里以上。我到家时，家乡正在搞土改。我作为社会力量帮助政府土改，也开始耕种刚分给我们的5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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