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南克报了三个银行的名字。
"本，"默文·金说，"按照目前美元市场的状况，其中两家，撑不过这个星期。"
伯南克握着电话，没有立刻回答。
英国的银行业规模相对于它的经济体量，是发达国家里最畸形的。
伦敦金融城是欧洲的华尔街，但英国的实体经济远没有美国那么大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英国的银行业出问题，英国政府的救援能力，相对于问题的规模，是严重不足的。
英国可以印英镑。但英国的银行需要的不是英镑。
它们需要美元。
而英国，印不出美元。
无论平时在G7峰会上大家怎么平起平坐地讨论货币政策，到了系统即将停摆的今天，所有的伪装都被撕掉了。
其他主权国家的央行行长，无论手握多少国内资产，此刻只能排着队，等待美联储分配氧气。
在那一刻，伯南克感受到的不是权力的快感，而是一种近乎眩晕的责任的重量。
英格兰银行，那个成立于1694年、比美利坚合众国还要古老、曾经是整个大英帝国金融心脏的机构，它的行长，正在向他求援。
不是平等的协商。是求援。
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美联储能够决定，要不要把美元这种全球的血液，输送给正在失血的英国银行体系。
他又想到的是一句他在研究大萧条时反复读到的话——关于1931年，关于那场把一次普通衰退拖入十年深渊的全球金融崩溃，是如何从欧洲的银行倒闭开始，像瘟疫一样传遍全世界的。
1931年，没有人来当那个最后贷款人。
各国央行各自为政，互相猜忌，把黄金往自己的金库里搬，眼睁睁看着邻国的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倒下，然后看着自己的银行也跟着倒下。
那场崩溃没有边界。它从奥地利的一家银行开始，传到德国，传到英国，最后传到美国，把整个西方世界拖进了大萧条。
伯南克花了三十年研究那场灾难。
他写了一本书，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：大萧条之所以从衰退变成萧条，不是因为最初的冲击有多大，而是因为金融系统的崩溃没有被及时阻止，没有人扮演那个"最后贷款人"的角色。
而现在，他坐在这把椅子上。
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去做1931年没有人做的那件事。
"默文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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