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我累了。”
“成交。”
这份数据库包含：
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。
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。
家庭关系，弱点，不满情绪记录。
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。
“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，”周海平在汇报时说，“但现在，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，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。”
91年8月20日，政变第二天，行动全面启动。
九黎没有从零开始，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：
渠道一：中亚的“联合研究所”。
阿拉木图，“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”。
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，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，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。
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，但副所长，财务主管，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。
政变消息传来当天，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：
“同志们，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，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，不会受影响。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……”
他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：“一旦政局稳定，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，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。”
实验室一片死寂。
“现在，我有一个提议。”张明哲说，“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，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，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，为期一年。”
“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，是现在的三倍。”
“家属可同行，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，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。”
“如果，我们不回来呢？”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。
张明哲微笑：“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。”
“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。”
当天，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，38人签署了“交流协议”。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。
渠道二：远东的“技术转化中心”。
海参崴，“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”。
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，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。
更有价值的是：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“顾问”。
政变次日，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：
“莫斯科的银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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