塌的墙。
可她觉得，墙砌好了，该做点别的了。
股市那边她已经不太看了。那些数字还在涨，运河股票，康沃尔铜矿，南美矿业，都在涨。
可涨幅越来越慢了，像一个人跑累了，喘着气，步子越来越小。
她知道那个人迟早要停下来的，也许还会摔一跤。
可她已经把该卖的卖了，剩下的，让它们慢慢出清。
加德纳舅舅每个月来一次，把那些卖掉股票换来的金条存进保险柜，然后把数字记在那本越来越厚的账本上。她放心。
她放心了，脑子就空出来了。空出来的脑子，就开始想别的事。
她想起那些年她收到的信。
那些从伦敦、从利物浦、从曼彻斯特、从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寄来的信。
有的字迹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写在厚厚的信纸上，有的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。
写信的人有女人，有男人，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。他们都说同样的话——“我也在写。可我找不到人出版。”
她想起那些信里的故事。一个女人写她在工厂里看见的事，那些女工的手，那些被棉尘堵住的肺，那些在机器旁边站着睡着的人。
一个老人写他年轻时在海上漂流的经历，那些风暴，那些岛屿，那些他说不出名字的鱼。
一个年轻男人写他家乡的传说，那些在林子里游荡的鬼魂，那些在月圆之夜会变成狼的人。
她不知道那些故事写得好不好，她只知道，那些信纸上的字，一笔一画都很用力，像写信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。
可他们没有钱，没有门路，不认识出版社的人。
他们的故事，只能躺在那些信纸上，躺在那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，躺在抽屉的最底层，永远没有人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