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2002年白母去世前，每逢节日，老父亲都会想起两个孩子，然后默默流泪。
儿媳张蕊在白母最后的日子里，并没有怨恨老太太多年来对她的不满，始终伺候在床前，可以说代替了女儿应尽的义务。
即便如此，她仍没有得到婆婆的原谅。直到临终，白母也没有跟张蕊说过一句话。
儿媳心里的委屈，又能向谁诉说？她只能为了丈夫和儿子，默默承受这一切。
白母嘴里始终念叨着女儿的案子，可惜直到撒手人寰，也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。
白家一家人明明都是受害者，却始终无法消除心里的隔阂；明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，可他们之间就是无法相互原谅。
就在白兰遇害的同一年，1988年的秋天，高承勇的大儿子高一峰出生。
新生命的到来让他暂时收起了邪恶的念想，开始四处打工，养家糊口。
到了1990年，高承勇的二儿子也来到人间。
家里本就穷，如今又多了一张嘴吃饭，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。
这时他听村里人说粮食价格上涨，便赶紧把自己荒芜已久的土地重新种上。这一种就是三年。
可自打他种上粮食，粮食价格却一年比一年低——前面说他“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”，倒也不算夸张。
一看又是白忙活三年，高承勇心想：拉倒吧，还是打工去。
于是他又再次来到白银市。
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，只有一膀子蛮力气，所以依旧干体力活，搬搬扛扛，不但累，挣得也不多。
他心想，这么干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吃饭。
不行，还是得走捷径。
于是，他内心再次燃起了偷盗致富的邪念。
1994年7月27日中午，吃完午饭的高承勇还是老套路：先找个地方买了把刀。
这次买刀的心情与上次完全不同。上次只是为了防身和威胁，这次他已经想好——只要敢反抗，就灭口。
既然已经有了命案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买完刀往兜里一揣，他开始在大街上闲逛，寻找作案目标。
走到白银市供电局门口时，他发现这里的建筑不错，应该是个有钱的单位，连门口的保安都穿戴得比别处气派。
好，就在这下手。于是他趁保安喝水的功夫溜了进去。
院子里有一排楼房，是供电局的单身宿舍。
按理说，聪明点的劫匪宁愿选平房下手，也不会选楼房——万一被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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