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的名字。
作为资深老伦敦兼文艺青年的华生在此刻大发神威，低声为他指点着人群中依稀可辨的几位出名人物。
梅里维尔夫人亲自迎接了他们。她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，容貌端庄，热情地称赞《被盗的杆菌》令人印象深刻，并亲自将他引介给几位在场的客人。
沙龙的讨论天马行空，从最新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，到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伦理的冲突，再到城市贫困问题，甚至有人提起了当时尚属前卫的心理分析概念。
查尔斯大多数时间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角色——毕竟这个沙龙里他听说过的人真的不多，或者说根本没有，更别提看过他们的作品了。
原主之前常驻牛津郡，更不认识这些伦敦的文艺界人士。
查尔斯谨慎地观望着，偶尔在询问到他时，就自己小说的科学背景或创作意图发表一些简短看法。他谦逊的表现，以及清晰的思路，还有那掩盖在病容下的年轻，反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好感。
不过很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怀有善意。
一位穿着时髦的中年绅士——查尔斯和华生都没听说过这人，后来通过消息灵通的福尔摩斯，他们才得知是某家激进小报的专栏作家——将话题引向了“进步”与“人性”。
他大肆抨击传统道德的虚伪，鼓吹纯粹的科学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，认为弱者就该被淘汰，任何阻碍“进步”的情感与伦理都是迂腐的。
他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人的皱眉，但也有人点头附和。沙龙的气氛变得有些紧绷。
忽然，这位中年绅士将目光转向了安静坐在一旁的查尔斯，语气带着一丝挑衅：
“凯普莱特先生，您的故事是如此精彩，以至于我们都有所耳闻——在您看来，如今的‘科学进步’，是否配得上您这样的远见卓识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