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来越多了。”
在国家试验室参观的时候，李毅安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——很多科研人员都是唐山裔的，这和过去明显的不一样。
“是啊，从南洋大学四六年招生，当年招生13167名学生，四九年有12531名学生毕业，说起来，还是那些年招的人多啊。”
袁家骝的语气颇有些感慨，在可以从唐山招生时，南洋五所大学和三十余所高等学校，每年可以在唐山招生超过十万人，当年大有一副纳尽天下英才的感觉。
“是啊，算起来，这些年，南洋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上百万人才，也就是靠着这些人才，才有了南洋的今天。”
其实这是需要感谢唐山的诸多志士仁人的，如果没有他们在抗战时期排除万难，发展教育，南洋的大学又怎么可能有机会敞开招生。抗战结束的那年，唐山当年毕业的中学生高达25万余人，但是只有不到10%的人有机会上大学，而南洋大学基本上是敞开招生的，当年的五大招生满了，还有职业学校。
总之，主打一个敞开招生。
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才，有多少人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师级的人物，无从知晓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正是他们的到来保证了南洋的人才队伍建设，并为南洋的“技术立国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“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李毅安一边走，一边说道：
“这些年，咱们自己的中等教育也起来了，在生源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关键还是培养的问题。”
南洋的高等教育模式既打着德国烙印，同样也深受英式教育的影响，可以说是集两家所长，南洋的本科教育虽然只有三年，但是教育质量还是非常高的，毕竟，大学里的教授，当年大都来自德国，虽然这些年有不少德裔教授返回了德国，但是伴随着经济上的腾飞，大学里又多出了许多英美学者。
有大楼不一定是好大学，但是有大师的学校肯定是不差的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在南洋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散着步，一边讨论着人才培养的问题，其实，现在李毅安对国王试验室的“技术偷渡”已经不多了，相比于“技术偷渡”，他更倾向于周末时的“学术沙龙”，就是和各界青年学者一起讨论学术问题，通过讨论的过程，向他们“偷渡”一些领先于时代的科学理论。
而这样的科学偷渡，最大的好处就是独立创新。
其实，李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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