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，他正把一杯冰美式推到我面前，杯壁凝着细密水珠，像他指尖的温度——凉而克制。
“苏晚，”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低沉，尾音微沉，“你不是来喝咖啡的。”
我没接那杯咖啡。只是盯着他左手无名指上那道浅淡的旧疤——横贯指节，边缘泛白，像是被什么锋利又钝重的东西反复割过三次。后来我才懂，那不是刀痕，是手铐在审讯室铁椅扶手上磨出来的印子。
而此刻，我正坐在市检察院三楼最里侧的证人接待室，空调冷气开得太足，纸页在膝头簌簌轻颤。桌上摊着三份文件：《关于陈屿涉嫌故意杀人、行贿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名的起诉意见书（终稿）》《污点证人具结书》《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适用申请表》。最上面压着一张照片——陈屿站在游艇甲板上，白衬衫袖口挽至小臂，朝镜头举杯，笑容松弛，眼尾有笑纹，像一尊被阳光镀过金边的神祇。
可我知道，那艘游艇的底舱，曾用工业级环氧树脂封住过一具女尸的下半身；那双举杯的手，在三个月前的雨夜，亲手拧断了我姐姐苏棠的颈椎。
我不是目击者。我是共犯。
准确地说，是被迫的共犯。
三年前，我刚从海事大学法医学专业毕业，通过校招进入市局物证鉴定中心实习。陈屿那时已是“屿光集团”实际控制人，年仅三十二岁，却已连续五年登上《福布斯》中国青年商界领袖榜。媒体称他“理性、洁净、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者”。没人知道，他办公室保险柜第三层，锁着三十七本手写账册，每一页都用不同色号的荧光笔标注着“回扣”“疏通”“善后”；更没人知道，他每周三凌晨两点，会独自驱车前往城西废弃船厂，在编号B-7的锈蚀货轮腹舱里，用手术刀片刮下凝固血痂，再滴入微量双氧水——看它嘶嘶冒泡，泛起粉红泡沫，像一朵转瞬即逝的樱花。
我是在一场“意外”中撞见他的。
那天暴雨如注，我加班复核一起码头工人坠亡案的毒理报告。监控显示死者生前未饮酒、未服药，但胃内容物检出高浓度琥珀酰胆碱——一种必须由专业人员静脉注射才起效的肌松剂。我调取死者手机云端备份，发现他最后一条未发送草稿写着：“陈总说只要签了竞业协议，就给我妹妹的肾源排期……可他让我今晚去B-7舱清点‘旧货’。”
我冒雨赶往船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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