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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-7舱门虚掩。我推门进去时，陈屿正背对我站着，手里捏着一枚带血的钛合金螺栓。地上铺着整张PVC防渗膜，膜中央，躺着一具穿蓝工装的男尸，颈部动脉被精准切开，血流呈扇形泼洒在锈迹斑斑的船壁上，尚未干涸。
他没回头，只说：“苏法医，你鞋底沾了三十七粒碎石，其中五粒来自东区第三码头新铺的玄武岩路沿石——那里昨晚刚运进一批‘屿光’承建的市政工程建材。”
我僵在原地。
他缓缓转身。雨水顺着他额角滑落，混着一点暗红，不知是血还是锈。他抬手，用拇指抹去那道红痕，动作轻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瓷器。
“你姐姐苏棠，”他说，“上周三在仁和医院肾内科做的配型检测。HLA-A、B、DR位点全相合。但她的病历，被‘系统故障’覆盖了三次。”
我喉咙发紧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他走近一步，距离我不到半米。我闻到他身上有雪松与铁锈混合的气息，还有一丝极淡的、类似福尔马林的苦涩。
“我不是威胁你。”他声音很轻，“我只是在陈述因果链。你签这份《项目协作备忘录》，替我修正两份毒理报告的代谢参数——它们会影响另两起工伤死亡案的责任认定。作为交换，苏棠的透析管，明天就能换成进口型号；她的肾源，三个月内到位。”
他递来一支钢笔。笔帽旋开，露出里面微型针孔摄像头幽黑的瞳孔。
我接了。
不是因为怕死。是因为姐姐躺在病床上，手腕插着三根管子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却还笑着对我说：“晚晚，别怕，姐姐这副身子，早该报废了。”
我成了他的“白手套”。
整整二十七个月，我替他篡改七份司法鉴定意见，隐匿四组关键DNA比对数据，将两起涉黑命案的致伤工具分析结论，从“单刃锐器多次捅刺”改为“钝器击打致颅脑损伤”。每一次落笔，我都用同一支0.38mm针管笔，在报告右下角画一枚极小的鸢尾花——那是姐姐病房窗台常年摆着的干花标本。我把它当成锚点，提醒自己：你还在岸上，你还没沉没。
直到去年冬至。
陈屿约我在老港湾灯塔咖啡馆见面。窗外海雾浓重，灯塔光束穿透雾障，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审判之剑。
他推来一份U盘。“里面是苏棠的完整医疗档案，包括她主治医师收受屿光集团三十万‘学术赞助费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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