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的唯一方式，是承认：我享受过那种掌控感。
比如，当我修改那份毒理报告，让本该判十年的凶手因“证据不足”获释时，我曾在深夜独自饮酒，看窗外霓虹流淌，感到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——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，且无人知晓。
比如，当我把陈屿的行程数据交给周沉，预判到他必然启动“渡鸦”清除我时，我提前在公寓烟雾报警器里，安装了微型信号发射器。它会在探测到异常震动时，自动向周沉手机发送定位与十秒环境音频。我甚至计算过，“渡鸦”破门的最佳时机是凌晨三点十七分——那时整栋楼电梯停运，消防通道红外感应器因电路老化存在三秒盲区。
我并非被动等待救援。
我是主动踏入陷阱的猎物，同时，也是埋设陷阱的猎人。
这种认知，让我在接到法院传票那天，异常平静。
传票上写着：证人苏晚，须于2024年6月18日上午九时，出席陈屿涉嫌故意杀人等罪名一案的庭前会议。
我穿上那条藏青色真丝连衣裙——姐姐病重前，陪我买的。裙摆垂至脚踝，行走时无声无息，像一柄收在鞘中的薄刃。
出门前，我对着浴室镜子，用眉笔在左眼睑下方，轻轻画了一道极细的竖线。不是泪痕。是法医解剖时，标记尸体眼角膜浑浊程度的惯例符号。
我准备好了。
庭审第一天，旁听席座无虚席。媒体长枪短炮对准被告席。陈屿穿着深灰羊绒西装，头发修剪得一丝不苟，腕上那块百达翡丽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他看见我走进证人席时，微微颔首，像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。
辩护律师第一个问题，直刺要害：“苏法医，你与被告陈屿先生，是否存在超出工作关系的私人往来？”
我点头：“有。”
全场哗然。
“请具体说明。”
“我们曾是恋人。”我声音清晰，“从2022年9月，持续至2024年3月。”
陈屿睫毛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
“那么，你此次作证，是否出于感情破裂后的报复心理？”
“不是。”我迎着他的目光，“是因为他杀了我姐姐。”
辩护律师冷笑：“可现有证据显示，苏棠女士死于肾功能衰竭并发症，与被告无直接因果关系。”
“是的。”我转向审判长，“但导致她病情加速恶化的，是人为制造的医疗资源挤兑。陈屿通过控制仁和医院耗材采购，使苏棠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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