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停顿一秒,“灰色,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颜色。他每年忌日前后,都会穿。”
赵薇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,不再追问。
下午,我接受心理干预师的疏导。那位女医生姓苏,温和,说话像溪水流过卵石。她从不问我案情,只引导我描述梦境:“昨晚又梦到那间档案室了吗?纸张的味道,是不是比以前更浓了?”
我点头:“这次,我看到了所有卷宗的名字。每一个,都写着沈砚。”
苏医生不做评判,只递来一张素描纸和铅笔:“画出来。”
我画了一只断翅的白鸽,羽毛凌乱,喙部衔着半截染血的银针。针尖,正对着它自己的左眼。
晚上,我回到位于城东的临时住所——一套由检察院安排的安全屋,门禁系统刷指纹,窗帘永远拉着。我煮一碗面,加一个溏心蛋。蛋黄流出来,像一小滩凝固的夕阳。我忽然想起沈砚曾说过:“晚晚,你吃东西的样子,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金丝雀。它吃小米,也吃我喂的糖。”
我放下筷子,走到窗边,掀开窗帘一角。
楼下,一辆银色SUV停在路灯下。车窗降下,沈砚侧脸轮廓在昏黄光晕里清晰如刀刻。他没看楼上,只是静静抽烟,烟头明明灭灭,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。
我们之间,隔着七层楼,三十米空气,一道无法逾越的司法鸿沟。
可我知道,他在等。等我动摇,等我崩溃,等我深夜拨通那个被我拉黑的号码,哭着说“我撑不住了,你来接我”。
我不会。
因为真正的恐惧,不是来自他的威胁,而是来自我内心尚未熄灭的火种——那火种曾照亮我整个青春,如今却成了最危险的易燃物。
我怕的,不是他报复。
我怕的是,某天清晨醒来,发现自己竟在怀念他掌心的温度。
庭审前一周,陈立国通知我:沈砚提出申请,要求与我进行一次“非正式会面”。地点在看守所会见室,全程录像,两名检察官在场监督。
我同意了。
会见室狭小,不锈钢桌椅泛着冷光。沈砚穿了件深灰高领毛衣,衬得下颌线条愈发冷硬。他瘦了些,眼窝微陷,但眼神依旧沉静,像暴风雨前的海面。
门关上后,他先开口,声音很轻:“晚晚,你瘦了。”
我没应声,只盯着他毛衣领口露出的一小截脖颈。那里,有一道极细的旧伤疤,淡粉色,蜿蜒如蚯蚓——我第一次为他包扎时留下的。那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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