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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司令，”程振邦忽然说，“你还记得山海关吗？”
“记得。”沈砚之望着北方的夜空。那里是山海关的方向，离天津四百里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。可在他心里，那座关城从来就没远过。
“那天下着雪，你带着我们三千乡勇，从西门杀进去。”程振邦的声音有点飘，像在说梦话，“清军的炮打过来，炸死了老刘，炸断了小柱子的腿。可没人后退，因为你在前面，举着刀喊‘跟我冲’。”
沈砚之记得。他记得雪是红的，被血染红的。记得父亲冲在最前面，中弹倒下时，还喊着“杀敌”。记得他捡起父亲的刀，那一瞬间，他不是十七岁的沈砚之了，他是山海关义军的指挥官，是三千条命的担当。
“后来咱们守住了关，可死了八百多人。”程振邦说，“埋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一个给他们擦脸，记名字，说等革命成功了，要给他们立碑。可革命成功了，碑呢？”
沈砚之说不出话。是啊，碑呢？那些死在武昌的，死在南京的，死在北京的，死在二次革命战场上的，他们的碑呢？民国成立了，可碑没立起来，因为民国很快就不民国了。袁世凯当了皇帝，段祺瑞当了总理，冯国璋当了总统，换来换去，都是那些面孔。老百姓该穷还是穷，该死还是死。
“老程，”沈砚之低声说，“你后悔吗？”
“后悔？”程振邦笑了，那笑容在夜色里很苍凉，“司令，我程振邦活了三十八年，前二十年给地主扛活，吃不饱穿不暖。后来跟你干革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可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儿子，我孙子，他们不用再给地主扛活了。我死了，值了。”
沈砚之的眼眶发热。这就是他的兵，他的兄弟。他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，不懂什么共和民主，他们只知道，这个世道不公，得改。怎么改？拼命改。
“司令，”程振邦看着沈砚之，“这次要是成了，咱们真能拉起队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沈砚之想了想：“先去直隶乡下，那里北洋军控制弱，老百姓苦，容易招兵。有了兵，就跟皖系打游击，他们打直系，咱们打他们。等队伍大了，再往南走，去跟孙中山先生会合。”
“要是败了呢？”
“败了？”沈砚之抬头看天，天上一颗星很亮，是北极星，“败了就败了。咱们这三百多人，就当是颗火种。火种灭了，还有别的火种。中国四万万人，总有不怕死的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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