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，刑部尚书坐在堂上，望着堂外空荡荡的院子，心里明白，这是一道分水岭。
宗室和庶民之间那道无形的高墙，终于被凿开了一道口子。
消息传回朱常钙耳中，他放下手中的书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对自己的管家说：“他犯了法，就该受罚。跟我没关系。”
管家应了一声，低头退了出去。朱常钙重新翻开书卷，把那页已经看过大半的文字又看了一遍，窗外竹影正从纸页上缓缓移过，像是也在用自己斜长的影子，无声地翻过了这一页。
各地宗室学堂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不少。
京城那所学堂设在城东，原本是一座旧王府，被工部改建成学堂后，院里种了几棵槐树，树下摆着几排长桌。
每天清晨，会有几十个年轻的宗室子弟坐在那里，跟先生识字、算账、学工艺。一开始只有几十人，后来增加到上百人。
偶尔有老宗室路过学堂门口，听见里面传出的读书声，会停下脚步望几眼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，没有进去，也没有打听。
那个被降了爵位的朱启明，服完刑之后也去了学堂。
他被安排在后排靠窗的位置，每天来得早，走得晚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张扬。
有一回，朱常钙从学堂门口路过时往里看了一眼，看见朱启明正低头描字帖，笔画虽慢却稳当，像是终于在那道被凿开的缺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落笔的位置。
宗室开支从三百一十七万两降到了一百六十万两，节省下来的银子，有一部分被用在了黄河堤坝的加固上，有一部分流入了兵备储备。
朱兴明把账册翻完后，放在案头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账册合上收进了抽屉，像是一个已经被反复确认的数值，终于不必再被拿出来逐行查验。
他在那一刻感到的，不是如释重负，而是一种缓慢的确认——那些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旧规，正在一道又一道地松动、让位，为新的东西腾出空间。
京城里的宗室们，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节奏。那些进了学堂的人，有的开始去工坊做学徒，有的在郊外租了地学着种果树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商铺里当起了伙计。
也有不肯低头的，但已经很少了。
他们已经明白——那道诏令不是为了削他们的肉，而是为了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。
而在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石阶和晾在墙根的农具之间，一种比俸禄更稳固的东西，正像初春的草芽一样，沿着各人脚下的路，慢慢地扎下了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