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键。
屏幕亮起，第一张照片，是陈屿站在青龙山疗养院门口，仰头望着三楼某扇亮灯的窗户。时间戳：2024年3月17日02:18:04。
我们达成了协议。
但协议里，没写明我的代价。
代价是——我必须成为“不可靠证人”。
在后续所有笔录中，我刻意制造三处矛盾：第一次询问，我说陈屿给我的U盘存有母亲账目；第二次，我改口称是加密云盘链接；第三次，我坚称从未见过任何实物载体。我描述他办公室陈设时，三次给出不同版本的绿植品种与摆放位置。我甚至在模拟辨认环节，将一张陈屿的侧脸照，错指为另一起无关案件的嫌疑人。
这是周沉授意的。
“法庭上，辩护律师会疯狂攻击你的可信度。”他当时说，“他们会说你精神不稳定、记忆混乱、动机不纯。那就让他们说。当他们用全部火力证明你‘撒谎成性’时，反而会忽略——你撒的所有谎，都只围绕无关紧要的细节。而关于杀人、行贿、洗钱的核心事实，你从未动摇过半分。”
我照做了。
于是，在正式立案前的最后一次秘密听证会上，当我面对三位资深检察官，再次重复那句“我亲眼看见陈屿用手术刀片刮下血痂”时，主审检察官忽然打断我：
“苏法医，你确定是‘亲眼’？据我们掌握，案发时段B-7舱内监控因‘电压不稳’中断了四分三十七秒。而你进入舱门的时间，恰好卡在中断后的第三秒。”
我垂下眼：“我不需要监控。我闻得到那股味道——铁锈混着双氧水，还有他袖口沾着的、属于死者工装布料的靛蓝色染料挥发气味。法医的鼻子，比摄像头更准。”
满室寂静。
十分钟后，立案决定书盖上了鲜红印章。
但真正的风暴，始于起诉书送达当日。
陈屿没有惊慌。他派律师送来一份《刑事和解意向书》，附带一张支票——金额是八千六百万，备注：“苏棠终身医疗及护理基金”。
我当着律师面，把支票撕成八片，每一片都扔进碎纸机。纸屑飞舞中，我问他：“陈总最近，有没有梦见我母亲？”
律师脸色骤变。
当晚，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，只有一张照片：姐姐苏棠躺在仁和医院VIP病房，心电监护仪屏幕平稳跳动，而床头柜上，放着一杯刚倒的、热气氤氲的蜂蜜水。
水杯底下，压着一张便签，字迹娟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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